聊城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革命老区。毛泽东没有到过聊城，但他博览群书，对聊城的一些历史典故、名人等如数家珍;他运筹帷幄，多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聊城，指导聊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气度恢宏，幽默健谈，与聊城人傅斯年、朱光相谈甚欢。

　　毛泽东对聊城的了解

　　聊城是一块古老而又人杰地灵的土地。毛泽东对聊城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非常熟悉。

　　毛泽东知道聊城曾叫东昌府。1958年8月上旬的一天，来山东视察工作的毛泽东，在听取中共聊城地委书记朱永顺等人的工作汇报前，曾问朱永顺：“聊城过去叫东昌府，是吗?”朱永顺说是。毛泽东问：“为什么叫东昌府?”朱说不知道。毛泽东就讲了为什么叫东昌府的典故，并说“东昌府是当年梁山好汉活动的地方”，还给大家讲了几段梁山好汉在东昌府一带活动的故事。

　　毛泽东了解“寿张”的来历，知道寿张历史上有个九世同堂的张公艺。1951年6月17日，毛泽东邀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部长司洛路到中南海家中做客。入座后，他首先向司洛路了解聊城地委书记是谁、聊城地委管哪些县、寿张县是否归聊城地委管等有关情况，司洛路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接着问：“你知道为什么叫‘寿张’吗?” 司洛路便把当地流传的民间传说讲了一遍。听完司洛路的讲述，毛泽东摇了摇头，就自己讲了有关“寿张”的传说：“寿张县，原来叫寿良县。唐朝出了个女皇帝叫武则天，相传她有一个丞相姓张。这个丞相过90岁生日时，武则天给他贺寿，把一块地方给了他，这个地方就取名叫‘寿张’”。 1958年8月，毛泽东还曾问中共寿张县委书记刘传友：寿张历史上有个张公艺，九世同堂，有没有这回事?

　　毛泽东对茌平籍唐初大臣马周十分欣赏，认为马周的才德，堪与姜太公、贾谊、苏轼相媲美。毛泽东在读《新唐书》的《马周传》时，读至马周上疏那一页，在其天头处写下：“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毛泽东对马周的评价之高，竟至“第一”，而且不惜贬抑苏东坡以作对照性褒扬。这还不算，针对这篇传记所谓马周才能不及傅说和吕望的结论，毛泽东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傅说是由奴隶而成为商朝宰辅的，吕望是协助周武王灭纣的姜太公，马氏超逾姜太公，可见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毛泽东知道聊城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大片“无人区”。1942年春至8月，由于日军侵略和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蝗灾，鲁西北冠(县)堂(邑)公路两侧、马颊河两岸，一度出现了涉及莘县、冠县、聊城、堂邑4县10余个区1100多个村，约15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1951年6月17日，毛主席向司洛路问起了这片“无人区”。听完简要汇报后，他潸然泪下，叮嘱司洛路：“你回去以后，向那个地区的广大群众讲，就说我关心他们。”

　　毛泽东还知道“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阳谷县，对冠县的“千古奇丐”武训也有过独到的评价。

　　毛泽东对聊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指导

　　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对聊城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给予了密切关注和指导，肯定了一些成功经验，也批评了一些错误作法。

　　抗日战争初期，按照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共鲁西北党组织与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聊城)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结成了统一战线，在鲁西北平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与洛甫、刘少奇指示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在范专员……的地区，仍有原来的政府，应即通过统一战线的推动，迅速改造与加强政府，使之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吸收坚决有能力的分子参加进来，洗刷腐化无能的分子，使政府部队人民密切联系起来” 。5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中，毛泽东指出：“……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充分肯定了鲁西北抗日游击战的重要意义。

　　同年春，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去延安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对鲁西北的工作极为关心，亲自写信给范筑先，并要黎玉面交范筑先。毛泽东在信中肯定了范筑先在敌后坚持抗战的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鼓励他坚决抗战到底。10月下旬，黎玉等途经聊城时，面交了毛泽东给范筑先的亲笔信。范筑先非常高兴，连声说：“感谢毛主席的关怀，感谢毛主席的关怀!”在第二天的欢迎大会上，范筑先致词说：毛主席写亲笔信给我，使我感到无上光荣。今后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关怀和教导，在抗战中一定做出更多的贡献。

　　1938年11月15日，日军攻陷聊城，范筑先以下700余将士壮烈殉国。聊城失陷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立即指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凡是鲁西北派来学习的干部，迅速离校返回原地做抗日工作。11月24日，毛泽东等4名中央领导人，联名签发《中共中央对范筑先部工作的指示》，指示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徐向前、朱瑞：“范筑先如确牺牲，我应用一切办法团结与巩固其部队，并实际帮助范区作战。”“路东应派大员率领去范区，人选以向前、任穷二人之一为宜，队伍以青年纵队全部两个团去为宜。”“即范未死，亦应派队去配合，表示共患难之意。”“迅速促成以十支队为基础的团结其他部队组成纵队，成为鲁西北抗战及团结范部之核心。”据此，12月9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冠县组建由李聚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先遣纵队。14日，陈赓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六八八团等部进至馆陶、冠县、丘县一带。1939年1月14日，中共鲁西特委领导的第十支队改编为筑先抗日游击纵队。筑先纵队在先遣纵队统一指挥下，与八路军其他部队和地方武装密切配合，坚持了鲁西北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从1950年10月起，聊城地区大张旗鼓地开展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1951年6月17日，毛泽东问正在他家做客的司洛路：“你们那里镇压反革命的情况怎么样?还有没抓起来的反革命吗?群众有没有怕不镇压反革命的顾虑?”司洛路向毛泽东简要汇报了聊城地区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情况，说还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没抓起来，干部群众确有这样的顾虑。毛泽东指出：“政府对反革命不会不镇压的，只是现在对抓起来的反革命分子，要进行审讯处理。你们要抓紧六、七、八三个月的时间，对已抓起来的反革命分子，该杀掉的杀掉，该判刑的判刑，该管制的管制起来。审讯处理后，再有反革命再抓，什么时候有反革命就在什么时候镇压。你回去以后，要告诉地委和干部群众，不要有顾虑。”

　　阳谷县石门宋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聊城地区建立较早的合作社之一，该社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养猪积肥的号召，成为聊城地区养猪积肥的先进单位。1956年春，在山东省第二届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该社副社长宋保恩作了题为《我们一个社养猪两万头》的典型发言。1956年11月9日，毛泽东看了《农村工作通讯》第二期刊载的宋保恩的发言，写到：“此文印发八届二中全会各同志阅看。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喂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猪二头，共计二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

　　毛泽东的批示和石门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材料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印发后，与会各省市领导进行了认真学习，纷纷表示会后要组织人员前去参观。12月2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并以《卖猪收益十五万多元，每亩田多施两千多斤粪，石门宋农业社95%以上社员增加收入》为题，大篇幅报道了石门宋农业社养猪积肥的事迹，这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从毛泽东批示到1960年5月底，全国各地到石门宋参观学习、交流经验的达2800余起、30多万人次，原苏联和朝鲜等国家也派代表团前来参观。

　　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来山东视察工作。期间，专门安排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听取了聊城地委书记朱永顺和寿张县委书记刘传友、寿张县台前村党支部书记刘秀印的工作汇报。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宣传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和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争取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朱永顺、刘传友、刘秀印三人就主要围绕如何实现《纲要》规定的粮食指标和棉花指标;如何按照农业八字宪法要求，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如何大搞养猪积肥，以及如何加强防洪，确保黄河和漳卫河堤防安全，等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认真仔细地听取了汇报，有时拿起铅笔作些记录，并不时插话和提问。他肯定了聊城地区翻沙压淤改良土壤的作法，称赞临清县老赵庄黎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粮棉双增产“很好”，认为聊城地区打井下泉利用地下水、扩大引黄灌溉利用地上水“双保险”“办法好”。

　　在“大跃进”的浪潮中，1958年10月，时属聊城地区的范县制定了《关于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并到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草案)》。11月6日，毛泽东阅后作出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也可。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返，会后出征，以为如何?”会后，陈伯达等人经济南、寿张，到范县了解情况。12月，在武昌举行中央会议期间，毛泽东听取汇报后说：“加一个‘○’(即20年-笔者注)也不行。”对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提出了批评。

　　毛泽东曾多次接见聊城地区的干部和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先进人物，仅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曾广福，就受到过十几次接见。毛泽东在第一次接见曾广福时，勉励他“要不骄不躁，更好地为实行生产互助、增加农业生产而努力” 。

　　毛泽东与聊城人的交往

　　谈到毛泽东与聊城，有必要提到与毛泽东交往的两个聊城人，傅斯年和朱光。

　　1918年，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已是文坛健儿、学生界名人。这一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作管理员。一天，傅斯年到图书馆阅报，入室时循例签名。毛泽东见傅名，遂表钦佩、幸会之意，两人握手订交。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傅斯年在北大创办《新潮》杂志，两人遥相呼应，声气相通。

　　二十多年后，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由重庆飞至延安，与黄炎培等6人代表国民政府参政会与中共商谈国是，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欢迎。由于早年即与傅斯年相识，毛泽东特邀傅斯年单独晤谈。回首往事，二人谈笑甚欢。毛泽东肯定和称赞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做出的贡献，傅斯年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笑笑，未当面作答。谈话结束时，傅斯年请毛泽东题词留念，毛泽东欣然答应。7月5日，傅斯年离开重庆，毛泽东驱车到机场送行。握别之际，毛泽东将亲笔墨迹赠予傅斯年。题词是北宋诗人钱惟演的两句诗：“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对二人交谈时傅斯年所说的话作了答复。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三次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会谈。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傅斯年、黄炎培等赴延安的参政员拜访了他。此后，双方又有频繁的接触。

　　194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安排人员撤退。傅斯年在撤至台湾的人员名单中。傅斯年流连故土，难忘旧情，反复书写陶渊明《种桑长江边》之最后两句“本不植高原，今日何复悔?”为去留犹豫三日。12月24日，傅斯年约见不愿去台的张钰哲，托其妥为保存毛泽东赠予的那帖墨迹。

　　朱光，原名赵金城，1914年生。历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一师第三团副团长，延安炮兵学校总务处处长，第四野战军炮兵二师副师长等职。1950年10月，朱光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二师副师长，师长。1955年被授少将军衔。朱光在延安结识毛泽东的舅舅文玉钦的外孙女章淼洪，并喜结连理，所以说亲论辈，朱光是毛泽东的表侄女婿。

　　1951年冬，章淼洪去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起朱光的近况。章淼洪说朱光刚从朝鲜回来，是向军委汇报战况的。毛泽东听说后立即把朱光接到中南海，详细询问了战况。毛泽东最关心的是敌机的活动情况，朱光汇报说:“在北朝鲜狭小的地面上每天都有千架次以上的敌机活动，一旦发现目标便轮番轰炸，我们没有空军，高射武器少，所以敌机很猖狂。”毛泽东追问：“到底是敌炮给你们造成的伤亡大，还是敌机给你们造成的伤亡大?”朱光说：“敌机带给我们的主要不利是行动上的困难，至于直接造成的伤亡并不大。因为敌机不敢飞得太低，而且一般都是穿梭而过，再者我们部队有巧妙的伪装。最讨厌的是敌炮校正机，它们盘旋在敌方阵地上空，侦察我方阵地情况，一旦发现目标便指挥敌炮轰击。总的来说，敌炮给我们造成的伤亡大大超过敌机给我们造成的伤亡。”随后，朱光把两组伤亡数字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把手往桌子上一拍:“你这个统计数字很有说服力，以前好多人说敌机如何厉害，我就不相信。炮兵战斗在一线步兵的后边，受敌机威胁大，尚且如此，一线步兵受敌炮火力威胁大，敌机对步兵造成的伤亡比例就更小了。”了解敌机的活动情况后，毛泽东还向朱光仔细询问了部队的运输、生产、生活、饮食、纪律等情况。朱光一一作了汇报，整个谈话进行了四、五个小时,中途朱光夫妇与毛泽东及他的保健医生共进晚餐。

　　上世纪50年代，章淼洪是中南海的常客。一次，章淼洪请求毛泽东为朱光题词。毛泽东展纸挥毫，写下了“精益求精”四个大字。毛泽东的题词很切合朱光所在的炮兵部队的特点，其中寄予对朱光的殷切希望。后来，朱光夫妇一直把这幅墨迹珍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