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改革史上的2015
时间:2015年3月21日上午9:00
地点: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国际会议中心
李扣庆:首先代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欢迎各位校友回家,也欢迎各界朋友光临我们今天的报告会。
大家知道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会请知名学者、专家来到这个平台上跟大家分享他们对于未来的看法。因为春天春暖花开、气温升高,景色变得漂亮了,但是也特别容易犯困,使大家对失去对未来正确的判断,所以在过去若干年,我们请了国内外很多的知名专家,在这样的时节跟大家分享。
到时光到2015年春天的时候,或许我们的校友,我们的各位朋友,对于未来有更多的理由感到迷茫,大家或许在微信圈里看到一篇文章,中国经济的未来到底怎么样,你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如果还没有信心的话,就看九张图就知道了。九张图包括我们GDP增长速度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比较,包括GDP总量纵向的历史性比较,2014年已经突破了60万亿,而七八年前才只有20万亿。包括人口数字不断的提升,可能带来的人口质量红利,也包括不断增长的海量出境游的人数,说你们经济不行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到国外去“游荡”呢,2014年处境游的人数超过了1个亿,匪夷所思。所以这一系列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好着呢,更不要说还有很多新经济、新业态正在蓬勃发展。
但是在我们看到许多充满阳光数据的同时,我想也有足够的理由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感到担忧,为我们的企业、为我们社会的未来感到担忧。
毫无疑问传统的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差不多了,前两天看一篇文章,欧美的一个专家写的,他说接下来的时代可能是“印度时代”,尽管印度各种恶性案件经常爆发,但是人家人口年龄非常轻,拥有巨大的当年我们拥有的劳动力优势,我们的国际环境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非常大。我们有扩大内需,看来内需扩大的进程不如人意,大家都跑出去消费了。
所以当我们的时光走到2015年春天时,对于未来到底怎么看,每个人从万花筒里面所看到的景象跟别人都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就更需要和智者通行,通过分享专家、学者他们的见解,让我们更好地看未来,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的演讲专辑,已经不需要我做太多的介绍了。
如果要评过去一年当中微信最热的词,可能最热的一个词语之一一定是duang,我请办公室的同志,你们帮我研究一下这个duang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来的?结果他们告诉我说,这个guang,研究完了他们也没搞清楚什么意思。只是说和成龙有关。BBC还做过一个报道,说中国人在微信圈里面duang了八百万次,但是我个人感觉到到目前为止最有影响力的duang,是今天的演讲专家duang出来的,duang了一下30年,当了一下duang五十年,又当了一下duang一百年,大家都知道《激荡三十年》,《到跌荡一百年》到《浩荡两千年》,,duang了三下,结果把大家都duang成了他的粉丝。今天吸引大家不远万里,有一位全国会计领军培养工程的校友,专程从新加坡回来,听吴晓波老师的演讲。
吴老师演讲的珍贵之处,我个人理解,他不是就事论事跟我们讨论当下的2015,我们当时说是活在当下,但是要更好地理解当下,可能我们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尽管人们经常说我们没有办法第二次进入同样的河流,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我相信有30年、100年、1000年研究的功力作为基础来看当下的2015,看我们的未来一定会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启发。
在我请吴老师上来之前,特别感谢今天论坛的协办方,上海聊城商会的领导和朋友们,以及E通世界商务园的朋友们,感谢他们对我们论坛的支持。
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最出色的财经作家,也是理论和实践结合最好的一位学者,吴晓波先生为大家演讲。
吴晓波:
大家好,谢谢李院长,很高兴来到国家会计学院,刚才跟院长跑进蒙古包,我说我很熟悉,因为三四年前我来这里参加过考试,我给企业当独董,所以跑到国家会计学院读了两天书,就在这个房间考读董证,很熟悉这里。
我昨天在我的朋友圈里说,明天我要去一个不做假账、不讲假话的地方,朋友们跟贴,第一个朋友跟贴就说“吴老师体要去中纪委”,第二个跟贴还是中纪委,说“吴老师,中纪委终于找到你了”。最近大家很爱中纪委。很多朋友们只要在这里好好考试、好好读书,可能就跟中纪委没啥关系。
今天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中国改革史的2015”,就好象刚才院长讲的一样,我们这个国家一方面看到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另外一方面又矛盾重重,各种各样无论从宏观政策、产业经济现状、民众消费、国际关系等等角度来看,我们都好像有很多对冲维和的景象发生。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解释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今天想用一个历史的方法,把我们正在经历的2015年放到一条历史的长河中来看现在到底怎么走过来的,出在什么位置?未来的产业变革、经济变革方面,有哪些可能性。这是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一部分。
我们这个国家的改革,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是这一场改革的亲历者和获益者,今天看到的上海、看到国家大部分的景象都跟1978年以后的改革有很大的关系。1978年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这个国家19年建政以后,很长时间出一个自我毁灭状态。1950年就发生朝鲜战争,到达1952年一季度,然后开始搞“一五”规划,认真搞经济建设就是第一个五年规划,1958年发生大跃进,1959年三年大饥荒,1963年文革,是1966年毛泽东趋势。所以往后看认认真真搞经济建设就是三到四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搞阶级斗争。所以中国的经济总量在1956年和日本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到1958年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总量是日本的1/3。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做2015年演讲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自己跟自己比,或者跟周边世界相比,我们确实精力的一个非常高速发展的36年,这一点毋庸置疑。
这36年的发展,大家会问一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我们是不是在一个明确的理论指导下,用了一种改革的方法,就走到了今天?其实会发觉,当回顾这30多年的改革历史之后,有一个事情很困扰,一直到今天没有找到中国经济建设理论上的支持,到今天为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在理论上到现在还没有被解释清楚,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体制,整个市场经济和我们的现代专制政权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形成?政府和民间到底怎么处理?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到现在还是很纠结的问题。
在经济指导思想上面,36年来也经历了几次大的波动、大的变化?其实并不是在一套理论思想、一套意识形态思想的支持下走到今天的,我们经历了几次大的波动。
大面来看,现在大概处在第四个思想周期中、改革周期中。简单回顾一下,第一个周期发生在1978—1992年15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是在1978年12月份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个全会对这个国家的命运改变非常重要。全会上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邓小平被确认为未来中共主要的领导人,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领导人和新的领导集体。第二小平同志在全会上作了很重要的讲话,叫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指出从此以后党的工作中心要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第三个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公告关于农村体制改革的公报。所以这是三中全会,为什么把这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放在1978年的12月份,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领导人确定了,第二整个治国方略变化,第二治国方略的主战场搞定了,进行农村改革。
所以1978年以后很长时间里面在小平同志的指导思想下进行了改革,这场改革小平同志没有非常完整的一套理论思路。小平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们学理工的都知道,所谓的总设计师是指这帮人在一起要建这套房子,有一个人口袋里拿出一个图纸,他是刷墙、他是打基地,你是搞水泥的等等进行分工。其实小平同志口袋里没有图纸,他是几句话,他说第一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打破毛泽东提出来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第二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要告别阶级斗争,要搞经济建设,但是这条河也多宽,哪个地方有险滩,什么地方很深,什么地方很浅,小平同志说不知道,摸着石头过河,大家跳下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很长时间里面是放纵民间、允许试错,小平同志在1978年,顾木(音)当年到美国做访问时,就跟顾木说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错了不要紧,重头再来过,当时有这样一个非常极端功利主义的精神。允许民间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我们在1978年开完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1月份当时就提出了城市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全国选了六家大中型国有企业,上海选了两家,上海有一家自行车厂进行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所以在1978年我国所有的经济总量存量部分100%是国家和集体企业。我们所有的私营企业,今天来的很多私营企业是在1956年一季度的时候被彻底段掉的。当年毛泽东提出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所有的私营企业全部捐给了国家,民营企业家在1956年一季度彻底断掉。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改革,但是这个改革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失败的。今天中国所有的改革里面,国有企业改革是难度非常大的改革命题,几乎36年来在静态状态下的国有企业改革,没有一个国有企业改革是成功的。要么是自我瓦解,要么被市场给打垮的,进行自我自身改革几乎没有一个国有企业成功过。这是国有企业的存量部分。
但是在国有企业改革非常困难的前提下,在1980年代国有企业实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主要的来源就是民间,民间来自于两部分力量,一部分是来自于乡镇企业,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主三角模式为代表,我们开放了四大地区,南部地区香港大量的资金引进到内地来。所以1978年以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变成了经济增长的主力。在1988年工业领域的雇工人数,乡镇企业的雇工第一次超过了国有企业,1987年乡镇企业的利润超过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进入到了半壁江山。
中国的南部地区,特别是华南和华东地区、沿海地区,这些地方原来是南京军区和广东军区台海战争的局限,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弱小,中国49年以后的几次大的工业革命是在华北地区等等,搞了很多的大型国有企业,东南沿海地区国有企业比较弱小,然后外来的思想和外来的资金比较多,这一地带的土地比较贫乏、稀少,老百姓迅速从土地中溢出来,进行了村村点烟、乡乡冒火。所以前14年的改革是东南沿海地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重新回到了国家历史舞台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景象大家听上去很好了,如果再往前走的话,这个国家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到了80年代末的时候,这样一个改革路径自身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当时出现几个大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全国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时期搞的票据经济,我记得1986年到上海复旦读大学时当时还有全国粮票,还有豆腐票、自行车票等。在整个80是票据不断的解放过程,到1992年中国彻底告别了票据经济,这就是不断向市场回归的过程。整个老百姓的印象中这个国家面貌改变非常快,同时物价上涨也非常快,每个人好像是改革的获益者,同时又是改革的受伤者,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中央财政长期处于赤字状态,因为是靠民间发展。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均衡性非常明显,有的地方发展很富有,有的地方非常穷,特别是1984年开始搞城市体制改革以后,中央和地方搞的是财税包干制,现在很多是搞财政的人。上海和中央都是以1983年财政收入作为基数,每年保持一定的递增,增长的部分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财政包干制造成了地方政府形成了很多财政的小口袋,中央财政长期拿不到前,地方财政很富有,贫富悬殊开始出现,万元户、暴发户,当年出现了很多的官倒、倒爷,初恋社会发展不公平的景象。所以1988年当时的中央政府是赵紫阳执政适合,想要进行一个坚决的改革,第一个是经济改革,1988年经济改革的主要思想和不久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轴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这句话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怎么发挥呢?就是把市场的物价权还给民间,当时有计划内的价格,计划外的价格,进行物价闯关。第二是政治改革,就是选举。
但是很可惜在1988年,我们的物价闯关运动最后以失败而高中,这是中国改革史上一个非常悲剧性的事情。进入到1990年代,89、90、91这三年的经济非常差,当时出现了三角债,因为经济实在搞不下句了,邓小平就把上海的市委书记、朱熔基同志,在1991年四季度调任北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常务副总理。1991年以后,中国从经济治理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说是经历了长达11到12年的朱熔基改革时期,所以朱熔基到北京以后,意味着中国一轮放任自由的市场化改革运动落幕了。
朱老板到北京以后,他认为,他到北京以后首先把三角债解掉,而且是非常行政化的方式,企业与企业之间面对面坐下来,地方政府坐在边上,银行注入资金,进行强制性的解套。然后在1992年初又把活跃民间的金融信贷通过非常残酷的方式压下去。然后把民间的金融活动定义为金融的投机倒把,所以1992年以后中国的民间企业家被处于极刑两种原因的。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解经济改革要重新检讨,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第一是改革的主战场要从体制外回到体制内,改革的主战场不再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外资企业的引进,而是需要以国有企业的壮大和发展为主轴,体制外回到体制内,第二是政府要重新掌握改革的主导权。所以随着这两个思想的提出以后,特别是是993年中央召开第十届三中全会,由下而下的增量改革时期进入到了由上而下的整体配套改革时期,我们所谓提出的叫经济体制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这一完整的叙述发生在1993年,1993年以前的改革是没有所谓的体制配套,当年的总理干的主要一件事就是调整物价,所以整个1980年的改革就是物价改革。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吴敬琏他们在讲课的时候把整个1980年代的改革定义为物价改革时期,当时物价改革是唯一的一个牛逼者。朱熔基提出来财税从国有企业、从金融体系从社会保障体制等等的一系列的进行改革。所以在1993年以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整体改革。当时的一些改革措施一直影响到了今天。比如说在1993年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财税体制改革,就是由把这种财政大包干制度的改革变成了分税制改革,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进行了金融体制改革,把中国人民银行由商业银行中剥离出来,变成一个政策性银行,货币发行者,中工农建成立了五大行,把呆坏帐进行了剥离,引进外资进入到五大银行,到海外去上市,把整个金融体系的体制进行了大规模的变化。
然后进行了以抓大放小,国退民进为主题的改革,国有企业从一些竞争性的行业中退出,2003年成立了国资委,进行了国有企业的改革,通过上市公司,通过深沪两市的资本市场,为国有企业进行背书,所以很长时间里面,我们的资本市场主要的任务是为国有企业解困服务的。所以资本市场很多的题材性问题、很多的壳问题,一直包括到今天很多的遗留症都是当年所带来的。
然后进行了社保改革,开始给职工进行了社会保障体制,把社会保障的功能从企业中剥离出来,由整个社会来进行配套等等。这一系列改革都是在1993年以后开始进行。所以在朱先生的领导下,中国整个体制面貌和管理逻辑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到了1997、1998年的时候,朱先生1998年当国务院总理,当时在亚洲地区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亚金融风暴。我前两年帮一个人写过一个回忆录,上海人章晟曼,他当过世界银行的常务副行长,我们后来又一个交林逸夫的经济学家当过副行长,世界银行大概有27个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是排在第27位的,章晟曼当过第二名。1997年10月份的时候索罗斯在亚洲,首先打亚洲货币,大家看过弗里德曼写的一本书,他在997年坐过泰国出租车的车子,带过他经过曼谷一条主要的金融街,车子开过去的时候,出租车的嘴巴里就讲两个字“倒了,倒了”,一掉街走过去,整个金融街都倒了。认为是被互联网时代推平的时刻。然后泰国打完以后打印度尼西亚,然后打韩国,韩国打完以后再打中国及中国的人民币是一个孤岛,只能打港币,所以世界银行每年年底要开一个年会,他跟世行提出来,第一次把世行的年会放在亚洲举办,然后举办的地方就子香港。举办的时候就请了索罗斯,请了美国的对冲基金来演讲。他第一讲人民币有泡沫,必须要贬值。第二天章晟曼说同样的讲台上,朱熔基代表中国政府进行了演讲,朱熔基说中国要承担捍卫亚洲货币稳定的责任。章晟曼是主持人,前当朱熔基讲过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脑子里轰了一声讲,什么叫大国崛起,在我的意义上,大国迥其就是朱熔基讲这句话的时候。因为在1997年发生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全世界所有的经济学家政要的心目中,当年能够亚洲经济的是谁呢?是日本人。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但是日本人这个时候缩起来了,结果中国人站起来,要承担捍卫亚洲货币稳定的责任。所以中国成为了东亚经济的龙头国家应该在1997年朱熔基讲这句话开始的。然后到1997年底的时候开始到的1998年6月份,美国的对冲基金和香港政府在联交所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对赌,我们动用了1600多亿人民比通过上市集团,上海实业管道出去的在香港有一场非常重要的关于港值的对赌,最终把索罗斯敢走,东亚经济落幕。
在这一场过程中,中国捍卫了亚洲经济的稳定,但是同时在1998年中国国内经济也非常的萧条。应该说1978年以后民营企业家朋友们第一次感觉到宏观经济的变化,第一次发生大的倒逼歇业,萧条是在1998年经济危机,那一天有一部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上映叫泰坦尼克号,所以那一年在沿海地区看到很多的企业倒逼。我在1998年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企业的泰坦尼克号,那个文章很多报纸都来转。有一个出版商来找我,吴献身,你能不能把那篇文章用案例的方式写下来,我写了一本我平生的第一本畅销书叫《大败局》,花了一年半,杨晋两年的时间把那本书写完。
那本书里面写到十个企业有七家死在1998年的国内金融危机追。当年出现的景象第一个是银根紧缩地第二是内需萧条,第三是所有的银行对民营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惜贷和银根缩进。所以中国第二大的IT企业,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中国最大的当年民营企业最大的百货连锁企业,全部倒在,第二大的家电企业全部倒在那一年,都写到《大败局》里面去。
当时为了把中国经济重新拉出泥潭,朱熔基在1998年当总理的时候,吴晓莉问过他一个问题,对中国经济怎么看?朱熔基说抬着棺材搞改革,不管前面是万丈深渊,我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讲那句话的时候也是中国经济最危险的时候。1998年为了把中国经济拉出这个大泥潭,1998年进行了非常重大的三个产业改革。第一个是在1998年我们取消了福利分房,正式把商品房的制度推向全中国。第二开始引进了香港的按揭制度,银行大规模的进行商品房按揭,所以100万的话20万可以买来。所以在胡润富豪榜里就可以看到,从1999年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的房地产老板的名单。到了2000年在胡润富豪榜里面前一百个有60个是房地产。到去年的胡润和福布斯的排行榜前10位有5位是互联网人,房地产是2到3位。但是在此之前,1999年到2014年60%都是房地产开发商,这跟当年的房地产改革有重大的关系,我们把房地产老虎从笼子里放出来,之后房地产成为老百姓居民的最大的消费,老百姓几乎拿了一生的钱透支给房地产开发商,进行买房子。形成了以房地产消费的内徐晓飞。
第二是在1998年开放了民营企业的外贸进出口自主权,从1978年到1999年,民营企业老板赚到绝大部分钱都是内贸市场,当时外贸被管控,各种各样的外贸,比如说做机械要通过各个省的机械进出口公司,然后做农副产品的要通过农副产品或者产业进出口公司,大量的民营企业的出口是通过这些国有的进出口公司管道来完成的。所以1978年到1998年20年,民营企业老板干什么呢?民营企业的老板把这个国家有一个短缺经济,通过进口替代的方式,从国外引进了大量的生产线,然后通过非常勤劳的劳动,通过价廉物美的方式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所以1978到1998年是内贸极度繁荣的时期,我们的国家有短缺,有票据,到票据解放,开始要打广告。大家开始在报纸上打广告是1992、1993年以后。然后出现了出现了产品大规模的过剩,1998年85%的产品大量的过剩。到这个时候朱熔基开始了外贸民营企业的自主权,所以made China是从的998年,朱熔基把国内20年所形成的产能向全世界进行释放。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奇迹的企业,是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1999年创办的,马云花了50万块钱在杭州创办,他创办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他的网站排名就在第四名。马云如果早半年来办阿里巴巴,可能也没有今天阿里巴巴什么事了,晚半年也没有阿里巴巴什么事了,刚刚在那个时间点做了一个跟国际贸易相关的信息交易平台。
所以我们当年拿到的马云的第一张名片,上面有一行字,跟大家解释什么叫阿里巴巴,我这个B2B是什么东西?当年互联网还是一个很高科技的名词,网上最大的集贸市场,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网上的最大集贸市场,他就问你知道义乌吗?我们就是网上的义乌。义乌是靠摊位费,你靠什么赚钱?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第二季,中国制造随着进出口外贸政策的改变,形成了一个以民营的中小制造企业为主的made china的庞大集团。外贸对各个省像广东、浙江、福建、山东这些省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增长到80%几。
1998年中央政府发行了6千亿中长期国债,开发了基建、交通轨道的建设,高速公路、城市扩容等等的,高架桥、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把钱砸下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三架马车,以房地产为主的居民消费,第二是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的外贸经济,第三是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城市化建设。1998年以后很长的时间里面,这个国家经济好不好,这个区域经济好不好主要是看这三架马车好不好。而且这个格局基本在的1998年形成。这个格局形成以后对产业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1978年民营企业为主,在这个时期所有各个地区的老板赚到的钱,第一是吃的,第二是穿的,第三是用的。食品、保健品、饮料,第二是纺织印染、服装。第三是各种各样的家电、冰箱、空调、洗衣机,最早是电风扇。基本上中国的民营企业老板赚到的钱都在吃穿用这三个行业。当吃穿用是这国民经济主力的时候,这个国家是结构轻型结构。1998年以后的主战场发生变化了,跟赚钱有关的不再是前面的吃穿用了。你想想看在中国的服装行业里面,在中国的饮料行业里面,中国的家电行业里面,列过的名字全部都是在1998年以前成名的,1998年以后只出现过几家纯奶公司,伊利、蒙牛等等的。所以那个时候是吃穿用的黄金时期。但是随着三架马车形成以后,我们发觉资金发生变化了,整个资金发生变化了。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崛起,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套利群体,获得了大量的暴利。第二部分随着房地产和城市化发展以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有大规模的增加,无论是房地产也好、高速公路、修铁路、建高架桥,需要钢铁。、需要水泥、需要煤。所以1998年以后能源价格开始大规模上涨。所以如果在1998年到山西、陕西一个村里面,买一个煤矿,可能30万、50万就可以了。买完煤矿以后坐在那里你就变成了一个土豪。什么事都不用干,只要跟那个村长搞好关系。迅速的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亿万富翁。所以这是一个能源价格上涨的过程。
然后中国也是在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国有企业改革,1998年以前国有企业改革当年叫做抓大放小,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一些比较发展好的国有企业,扶持它,当年是扶持谁呢?扶持海尔、扶持北大方正,扶持四川长虹等等,上海造船厂,当年定了几个企业,要求他们在十分来年内能够进入世界五百强。但是到了1998年以后随着韩国模式的破产以后,我们会发觉抓大放小也不行,后来就提出了国进民退,国有企业从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然后退出到能源性、资源性,来进行打仗,这是1998年以后的改革。
当国有企业改革正在进行改变的同时,国家整个产业利润也发生了变化,能源价格开始上涨,资源性价格开始上涨。所以为什么大家后来看会发觉,1998年以后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概四到五年国有企业的面貌焕然一新,原来一摊烂泥不赚钱的企业,变的非常强大、非常赚钱,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央企集团非常强大。跟1998年的改革有重大的关系,一方面是国有企业改革,一方面是产业改革有重大的关系。所以1998年中国整个经济面貌由一个轻型化的产业格局进入到了一个重型化的过程。
朱熔基执政是到2002年底,2003年开始进入新的时期,2003年的时候其实中国当时的经济面貌非常好,因为在整个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过程中是第一个恢复过来的。然后我们在2001年加入了WTO,在经历了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五年的一个复苏发展后,中国的民营企业特别是外贸企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民营企业在资源兴和房地产行业中获得了很大的信心,所以今天如果打开2002年、2003年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去看,那个时间段的中国民营企业老板们是处在一个信心极端爆膨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情跟今天不太一样,那个时候认为改革大概要结束了,改革差不多基本上该过的关都过完了。当年就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进行大规模的修宪。当年提出来要改宪法的第一条,因为宪法第一条是什么呢?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说这句话不对了,我们现在不再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整个利益集团也不再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企业家在哪里?知识分子在哪里?当时中央政府也提出来了要进行大规模的市场化经济改革。所以胡温上任的时候给全人一个非常大的信心,整个国内环境和经济改革的面貌也是处在一个蒸蒸日上、信心爆膨的时期,现在回过头来看最好的时间是那个时间。胡温全民给予了非常大的希望,当时南方有一本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政治政经杂志叫《南风窗》,2003年全国两会开完以后,登了一张照片是胡温在主席台上握手的,上面有四个字叫“胡温新政”,这是1949年以后第一次用新政这个名词,希望他们继续在过往的改革前提下,继续把中国的改革往前走,能够彻底结束掉,这是几乎所有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民间都持的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
但是很可惜2003—2012年中国第三改革阶段,经济改革基本上都在仰望星空中完成的。这个时间里面中国的经济仍然进行了外延式的发展,经济规模不断的扩大。所以如果从总量上看,这个十年里面我们的经济总量相继超过了英国、超过了德国、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规模越来越大。
这十年也是货币泡沫化的十年,2002年底的时候我们的M2,广义货币总量不到19万亿,到了2012年底的时候广义货币总量已经超过94万亿,这十年整个货币总量增加了5倍,这5倍如果用很戏剧化的方式来对比,基本上相当于中国前70大城市商品房交易价格上涨的幅度,这十年里面商品房价格上涨了大概5倍左右。所以很多老百姓抱怨房价不断的上涨,如果从货币角度来看,人民币的角度来看,这十年的商品房价格的上涨,基本上是一个货币现象。所有社会矛盾都靠扩大投资来掩盖掉。这一届政府执政结束的时候,发现几个景象第一中国经济规模非常庞大,我们的货币总量成为了全球第一大货币发行国。贫富差距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区域不均衡的问题非常严重,民营资本在2009年以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出逃,所以我们想到老板们的大规模的移民,在2008年以前很少听到,2009年以后大规模的移民,资金大量的出走。也在这个十年里面中国形成了几个权贵家族,他们像一层油一样的盘旋在国民经济的上游,几大家族控制几个大的产业。
所以会发觉到,到了2013年,习李政权上任的时候拿了一手更大的牌,但是体制角度跟十年前相比已经变的很差了。整个国民经济从经济角度来讲,陷入到一个矛盾重重的状况,社会层面也是矛盾重重。所以变成当新的阶段到来的时候,2013年12月份我们开了第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是78年以后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议,我认为大概是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三个重要的历史性的中共全会,当这个全会召开的时候,会发觉经济发展整个基本面发生了大的变化,社会的基本面发生了大的变化。然后在经济上必须要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今天中国矛盾重重,一方面进行高度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政治上不断的打老虎,确实在过去十几年发展里面我们出现了很多的疾病,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政治经济景象,2015年的景象。如果把它放到改革史上来看完全有必然性。
我简单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描述一下改革发展史,我们摇摇摆摆走到今天,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整个政治和经济出现那么大的冲突和矛盾。未来会怎么样呢?不知道。这是我们改革史上看到的一个情况。
再回到经济面来看,经济的情况。前面讲了政策,讲了整个宏观36年的经济变革,我们现在回到产业层面来看问题,今天的很多都是企业家朋友们,在产业层面。
产业层面我认为如果把它放到中国的改革史上来看,在产业层面今天也发生了一些非常大,可以说是充满着亮点的一些变化。我们前面讲了从78年为了走出整个东亚金融危机的压力,朱熔基政府进行了三个大的产业改革,房地产消费、居民消费,大规模的进出口和 政府性投资,形成了三架马车。
但是如果再来看2015年今天的中国产业经济,如果你问我,中国2015年的经济看这三架马车,还能不能表达中国产业经济的一个基本面,如果问钱还在不在里面,还再不在房地产里面,还在不再进出口里面,还在不在政府投资里面?已经不在了。今天的钱我们认为存在于四个地方:一是新实业,第二新消费,第三新金融,第四新城镇化。2015年以后,中国的整个产业经济由三架马车的状态出现新的四个动力,这是1998年以后最大的变化。
如果从产业层面来就是大的三个时间轴,1978—1998年以吃穿用为主的,1998年到2014年三架马车为主的,今天是出现第三个大的变化。各位看未来的四个新的变化和前面有什么区别呢?和三架马车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区别是三架马车时期,所谓的消费、出口和投资,全部都是从无到有的。原来没有商品房制度,进行了商品房建设,原来没有民营企业的进出口的景象,后来又了made china,原来没有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城市化建设,现在有了城市化建设。所以过去的三架马车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当从无到有的时候所有冒险性格的人,敢于投资的人获利能力很大。找对市场,只要胆子够大,就可以赚到足够的钱。
未来的新实业、新金融、新消费、新城镇化,不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一个优质的过程。今天的实体经济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无非怎么把旧实业变成一个新实业的问题,今天中国确实在产业经济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今年1月份写过一篇文章,今年两会被吵的很凶,关于马桶盖的事情,我现在已经变成“马桶吴”了。马桶盖的事情虽然引起很大的争议,但是会发觉说它的实质性的问题是什么呢?施继兴的问题是跑到日本去买这些小商品,那篇文章里写到,我的蓝狮子的高管们买回来的商品是电饭煲、马桶盖、吹风机、菜刀、保温杯。每一件商品的全球制造第一全部在中国。美的是全球最大的电饭煲公司,所有的商品都是在中国第一制造大国。日本的这些商品都卖的非常贵,大家去过一个电饭煲,最便宜的是六千块,最贵的是一万块,一个马桶盖是两千块钱。为什么中国的消费者千里迢迢着飞机跑到日本买回来。说明一个景象,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中国今天已经出现了,他对商品的需求开始由品质和性能上的需求。
从今以后有四个字在中国不再存在了,叫“价廉物美”,这四个字害了中国制造很长时间,一直到今天很多IT业人,在台上坐乔布斯演讲一样的,我这台手机用全世界最好的钢板、全世界最好的摄像头,全世界最好的面板、最好的芯片,最好的零部件,讲到最后告诉你说这个手机的价格是苹果的1/3。告诉各位,到今天这个理念一定是错因为不可能那么便宜,你一定在讲假话,全世界好的东西一定需要好的价格,只有好的价格以后才有好的利润,有了好的利润以后才有好的创新,有了好的创新以后才可以推动这个产业的进步。历史上每一个产业的进步,没有一个产业是被价廉物美所推动的。所以中国很长时间里面的实业经济规模,所谓的旧实业就是这个过程。就是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通过价廉物美的方式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然后继续通过规模经营的方式把规模扩大,然后产生边际效应。当最终规模扩大到非常大的时候,利润就像刀片一样的薄,中国每一个企业从冰箱、空调、洗衣机到衣服、到饮料,最终做到最后面的饮料一定是全球第一,第二利润是全球最薄的,这就是所谓的旧实业,今天已经吃很大的苦头了。
第二是消费部分,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镍徐晓飞国,但是我们讲现在需要新消费。
第三金融行业,现在全世界十大银行里面中国占了四家。金融服务在中国现在还是个非常弱的部分。
第四是新城镇化。
所以未来的在产业经济层面发生的变化,是一个从有,再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基础下怎么样变得更好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过往36年很多成功的商业模式很多的管理思想、很多成功的经济、企业运营理念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从今往后一段时间里面,很可能是一次非常大规模的品牌、人才和企业的一个淘汰期。
先来看看制造业部分的变化。
制造业在过去的36年里,有一个制造能力非常差的一个国家,我记得当年写《激荡30年》的时候写到一个案例讲霍英东,霍英东当年在1979年的时候,来广东建了中国第一个五星级酒店,叫白天鹅大酒店,霍英东在回忆录里说,我在做白天鹅大酒店的时候每一个零配件都需要从香港运过来,夸张到浴缸,有一个软木塞子,在中国整个大中国地区找不到一个生产不漏水的软木塞子企业。这就是1978年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但是到今天我们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的汽车制造业大国。大家买的iphone几乎全部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生产,全世界70%的智能手机都是中国制造的,我们可以制造很多全世界需要的东西。
当我们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的时候,今天所有在做制造业的朋友们都觉得日子很难过。我因为是1990年开始做企业采访、企业调研,我认识很多的实业界的朋友们。第一次开始听到回头丧气,开始说我这个声音做不下去了,吴老师你有没有一个新的行业可以推荐给我做的,大概是在2008年。2008年《劳动合同法》修改案以后发生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的经济萧条。一直听到今天。在座如果有制造业的朋友们,日子一定非常的南我。所以很多人开始歇业、开始不干了。有的人当投资人去了,搞风投了。
制造业大的问题,我认为强是成本问题,还是被价廉物美给害的。我们在过去30多年里面,中国制造业的成长,大概是依赖于这四个状况,第一土地很便宜,第二劳动力很便宜,第三政府给我们各种各样的税收减免,我们还非常勇敢的偷漏税收。第四我们对环境保护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在很长时间里面,有一次我去做过中国的医药行业的行业性调查,结果我就发觉一个秘密,在中国的医药行业里面,一百家医药行业里面,95家是靠什么赚钱的?逃避政府的排污减免来赚钱,如果按照国家的标准进行废弃、废料、废水的话,他们没有钱赚。中国有两个行业,一是印染行业,第二是医药行业,基本上是靠对破坏环境来赚钱的。在很长时间里面中国制造就是这么带来的,完全靠四个成本优势。
但是在今天2015年,我们再来看产业经济层面这四个优势至少在东南沿海地区基本上都丧失掉了,在上海肯定是没有了。上海的一块工业用地现在都要80万一亩了,贵地方要一百万一亩,我们的土地成本不再便宜,劳动力成本不再便宜。按照富士康的数据,富士康是劳动力成本控制比较严格的一个大工厂,120万人的大工厂,在过去5年里面一线工人年均的薪金增长是14%。我曾经调研过中国很多那些开连锁店的,麦当劳、美特斯邦威等等企业,问他们自老板,我说过去五年里面你一线劳动人员工资增长多少?大概在11—13%。但是终端商品的价格不可能保持每年11—13%的增长。第三税收,现在税收见面越来越少了,营改增以后地方区县政府给到我们返税的部分也越来越少了,第四是环境保护,从中国每一个公民开始,到政府,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了。这四个过去所谓中国制造的成本性优势,在今天,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可以讲已经彻底丧失完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制造业企业现在面临困难的一个时期。
今天我们去到一个制造业工厂,只要雇工在三万人以上的工厂,几乎每一家都愁眉苦脸的,无一例外。为什么呢?因为确实过去的很多成功的模式,生产的模式,我们的营销模式,品牌模式,对人力资本的认知模式,资本的认知模式,都发生了变化。从今往后的未来几年里,从今年开始会进入到大企业危机年,前几年中小企业日子很难过,2015年开始大企业会日子很难过,而且会越来越难过。
这个人大家都认识,是中国体育史上最传奇的运动员,拿过最多的国际奥运会的奖牌,2008年北京开奥运会的时候,要选一个运动员,去点圣火,就是选这个人,这个人是退役18年了,1998年退役的,他是中国第一个做个人品牌的企业家,所以他很先进的,把自己的名字来做成一个品牌,我昨天在上海的淮海路看到K11,昨天3月19号开了一个很大的运动员品牌,林丹,开了一个很大的专卖店。最早1990年李宁就把自己的名字变成了一个品牌,中国最早开始做个人品牌,非常先进。他到2010年的时候当时创业20年,我有一个出版社叫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我们有一个研究院每年给15到20个企业,给他们做企业式研究,今年做完会完成100个企业。中国100个里面90个是民族企业,这两天在做苏宁,苏宁今年创业25周年。2010年的时候李宁委托我们说,我们创业20年了,帮我们出一本书,后来我们就帮他做一本书,书最后完稿的阶段到北京见他们的CEO张志严,2010年我去的时候这个企业仍然发展的非常好,在北京郊区弄了很大的一块地,建了一个研发中心。张总带我去看,说中国地区的销售已经和耐克、阿弟大肆差不多了,我们是前三年。第二我现在要进入欧美主流市场,要真正的做一个在发达国家的中国体育用品品牌。所以在2010年里面冠名西班牙篮球队,请了NBA的球星来代言,那个时候全国有6000多家连锁店。
然后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冠军的心》,到当当孔夫子可以买的到这本书。2012年这家企业巨亏20个亿,张总就离职了,另外来了一个老总金总,去年全年亏了8个多亿,金总也离职了,现在李宁重新回来当CEO。眼睁睁地看着这企业在过去的这么几年时间里面突然间变的非常危机,处在一个非常危机的状况下。我问我女儿,你知道李宁吗?我女儿1996年出生的,我女儿说我知道李宁号。现在在座的很多60、70、80年都知道李宁,到90后已经不知道李宁了。说明这个品牌的人格化,在新一代消费者的心目中已经彻底稀释掉了,在年轻人心目中没有建立起一个人格化的品牌。第二全国有6000多家联络店,现在女儿如果要去买一双运动鞋,去哪里?去淘宝、天猫、京东、一号店买。当这些孩子去一双运动鞋的时候,这六千家连锁员变成了马奇诺防线。
不能怪李宁,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中国的快销品在欧美市场上获得过成功,这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制造业的问题,是整个中国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问题。现在到欧美主流市场上说,你跟他说中国人的形象是什么?能够想的起来第一个是李小龙,第二是大红灯笼。他想不出任何新的东西出来。你是一个野蛮成长的过程。当一个国家是这样的话,一个企业是非常无能为力的。所以在过去的十年里面,这个企业就突然间发生了很多的一些衰败性的变化,品牌老化、渠道老化,国际化战略失控。在中国区市场里面,当你成一个排名第一、第二名领先者企业的时候,由追赶者变成领先者的时候,你的行动开始失控了。这样的景象几乎发生在中国很多的大型企业中。
去年前年两年时间里,海尔裁员裁了2.6万人。山东公司一直以来裁员很少,很谨慎。山东是一个中国的孔孟之乡,山东企业一般中高管和基层工人的薪水比江苏和浙江都要第。但是它的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非常高。长期以来儒家文化教育的一个结果。所以山东的大型企业特别多,雇工特别高。裁员率非常低。但是过去两年里面海尔已经裁了2.6万人。
另外一家十年前我也帮他们写过案例,娃哈哈,1987年出生,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经营业绩的下滑,下滑了6%,宗庆后已经70岁了,1944年出生的人,去年今年中国有一些老一辈的企业家都迈到了70岁这个槛,一个70岁的老人确实很难理解一个孩子要喝的饮料,到底喜欢喝什么饮料。所以过去五年里面这家企业没有研发出一款年轻人喜欢的饮料。虽然销售额有五六百亿,五年里面没有研制过一款。波士登中国最大的羽绒衫企业,去年关了6000家企业,各位想一下一家企业两班倒,中国很多的服饰企业陷入危机,中国很多的产业企业陷入到了危机,这是李宁式的困局。
但是随着大型企业陷入到一些困局的同时,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现象,一方面看到很多的中小制造业企业跟你说我活不下去了,我要跑路了、要关门了,有没有新的行业可以做的。我常常听到有没有新的行业可以投资的时候,我说如果你可以开发出一个克服癌症的药会非常好。或者你可以把海水变成淡水的话,那企业也会非常好,你会做吗?你不做,那跟你没有关系,然后就走头无路,不转等死,转型早死。
另外一方面也在各地寻找,看到在一些产业区块中出现了很多有趣的转型的景象。有传统企业大规模转型的景象,下个月的4月25号,在深圳有一个转型之战,很多人已经在客户端看到我们的传播了。我们请各行各业的,请了家电业、服装业、鞋格、服务等转型成功的企业来介绍,这是我们过去几年里面在全国各地跑看到的一些景象。
今天的中国制造业正在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三基本特征所构成,未来的中国地区值得投资的,或者说制造业转型的一个方向,是由三个关键词所构成的。第一叫做专业公司,他在一个专业领域里面扎根的非常深,我这次去冲绳买了一个日本的保温杯,去网上查了一下,这家保温杯公司做了多少年?做了82年。就这么一个看上去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公司,做了82年。未来一定是像这样一些专业性的公司。第二无论你是哪一个行业的制造型企业,必须要完成信息化改造。运用信息化的手段改造企业内部所有的流程,供应链、生产线、OA、财务流程、学习流程进行改造。同时用信息化的手段改造你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小制造。由中国made china的模型变成小制造。
未来新增长的动力是新实业,新实业和旧实业的区别在哪里?我认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第一个观察点所谓新实业,这个产品无论是水也好,无论是手机也好,无论任何东西,终端商品的定价必须要跟成本脱钩。这是新旧实业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第二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所谓的新实业是一个由制造到消费的一个供应过程,变成由消费者到制造商的一个反向过程,由一个B2C的过程,变成一个C2B的定制化的过程。我们这次在深圳请了几个日,有两家企业都有这个特点,一个是家居企业,一个是服装企业,他们通过定制化,消费者信息改造的关系,成为了这个行业中利润率最高、成长最快的企业。这是一个大的变化。
我们在顺德采访过一个企业,后来还专门帮他做了一本书,这个企业不太大,不知道听说过没有,上品宅配,这次深振业请他们的董事长历练住来讲,顺德是做办公家居和民用家居最大的集散地。我们去的时候发觉几乎都是哀红一片,但是这家企业在顺德每年都保持30%几的增长,三个老板有两个做IT出身的,他们也卖家居,以前顺德的家居公司怎么卖家居的?顺德也没有木材,就是把全中国的大木材买过来,然后分销,分销到各个家居市场去卖。卖了以后这个家居卖不掉怎么办,然后贴个牌子打2折,打3折来卖。上品宅配在三年前开始做销售,他们给每个销售员买一个ipad,到这个店的时候你会看到一堆拿了ipad的年轻人,问你,你家有多大,我家有120平方,客厅有多大?25平方。打算花多少钱买家居?25万。风格是什么样的?日式、欧美的。我喜欢日式的风格,把这些信息输入到电脑里面会出现一系列的家居,然后你的客厅25方,有一个虚拟25方的客厅,3维的,红色的家居放在这个角上,你看配不配,然后给你配起来,面板放在边上你看这个面板好不好,通过订单式的方式,最终形成一个25万的订单组合。你看是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然后付了订金进行生产。想想挺简单的。但是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意味着这家企业的生产线和供应流程需要进行全面的再造。 当这个订单发送到顺德的时候,家居生产的销售已经完成了。
我们请了山东的一个公司,去年到今年张瑞敏去了5次。叫红绫,他是二代,老爸年龄很大了,二代是一个80后,在二代的领导下整个公司完成了一个服装再造。我们做衬衫,做运动衫都是几千件、几万件、几十万件做,他可以为个人完成一个服装定制,整个供应链生产线可以完成。根据你的体型量好,通过信息传到后台,可以帮你做出来。
服装业也好、家居也业已都是36年来中国制造业的一个基本牌,打到今天已经没有任何钱可以赚了。
这个案例是在河北发现的一个案例,很有意思,做浴缸的,这个老板听我的课,他说我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大家知道做浴缸是一个很小的行业,你买了一个浴缸也不太会换了,我说是这个行业里面排在第三位的,我的利润是前面九家加起来之和。可以做到这一点。他很简单,买这个浴缸的时候给你卖一个APP给你,卖一个客户端给你,这个客户端里面会推送一些养鱼的信息,我们都不太会养鱼。又会推送给你我们从澳大利亚进了一批新的鱼,或者说我们最近刚刚拿到德国做的鱼饲料,你要不要。然后说你买我的浴缸两年了,需要清洗了,我马上派人给你清洗。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完成了一次售后增值服务再造,通过售后服务方式获得了利润。这家不是一个浴缸企业,变成了一个服务公司。
我们在泉州见到了旁边的第三个案例,各位知道泉州是中国做服饰和运动鞋最多的一个地区,泉州有13家的服饰企业,我去年年底去的时候,刚刚有一家香港的上市公司老板跑路了,欠了6多个亿下来。泉州经济很差,他们的发改委主任请我吃饭,我说2014年泉州经济发展增长主要靠什么?他说泉州60%是靠固定资产投资。想想都很可悲。一个传统制造业那么大的一个区域,经济发展靠什么?靠政府修马路、政府进行投资,所以经济之差可以感觉到。
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去年有一部电影叫《亲爱的》,陈可辛拍的,讲一个走私儿童的故事,赵薇演的,这家企业的老板看到这部点因眼泪往往的跑出来,把他们研发部的经理叫过来,说回家看电影去,看《亲爱的》,看看亲爱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研发部的经理看完电影眼泪汪汪的跑出来,就跟他低下的人说,看看我们和《亲爱的》有什么关系。去年12月份他们研发出来全世界第一双跟互联网有关的运动鞋。这个鞋子里面放了一个芯片,百度运营商帮他们跟一家运营商谈了三年的协议,这个鞋子和手机有关,你带了这个孩子到花园里面去15米以外手机会振动,小孩离开了,如果小孩被抱走的话,芯片里面有整个全球定位系统,可以帮你找到这双鞋子在什么地方。其实也不是特别大的创新。无非在中国才可以卖的掉。
很简单的技术创新和很传统的制鞋企业的结合,造就了全球第一双跟互联网有关的运动鞋。这是在制造业领域里面看到很有趣的景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中国是没有所谓的传统产业的。
昨天在上海见了一个老板,也是中国现在所有资本人都在追的老板,华大基因的汪建,他们干的不是传统,就是一些所谓叫根本性创新。中国现在也需要。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在新疆用基因技术种小米,中国建国的时候,我们的小米面积有3.5亿亩,到今天只有三千万亩了,大家都不愿意种小米,因为小米产量低,他们用基因的技术种小米,小米跟玉米比的话,小米的用水量只有玉米的1/3。产量很不稳定,用基因技术种出来,花了两年多时间,现在在陕西、新疆种。小米的产量已经可以达到玉米的产量了。绩效提高可以六倍,所以新疆最近给了他两万亩地种小米。这种是根本性的创新,因为他确实有一些基因技术,但是绝大多数,99.9%的传统制造业的消费企业是没有这些技术的。要通过信息化革命的手段进行再造。
第二发生的变化是消费就是所谓的新消费,现在做零售的老板们日子都有点难过了,未来有一个钱没有得赚,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钱,所以靠做信息不对成生意的人钱都得赚。我的家乡在杭州。杭州很长时间里面是单位销售额最大的一个商城叫杭州大厦。杭州大厦去年的零售额,一个平方米的零售额才被星光百货超过,90年代开始就中国第一。杭州很长时间出现一个情况,一个小姑娘在杭州大厦里面租柜台,卖女装,女装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几公里以外的四季青服装市场。在四季青服装市场批发一个一百块钱的裙子,隔两条马路开一条专卖店可以卖200块,再隔两条马路到中型商场可以卖400块,在杭州大厦里面可以卖2000块。很长时间靠信息不对称赚钱。未来就很麻烦,未来所有的销售额和制造平台之间的,原来有总批商、零售商、零售服务商,所有的这些生意未来大概都没有了,直接由制造到平台。这是很大的宾馆。
第二个变化未来零售最近两年还是要感谢马化腾他们,特别是前年推一个红包,每年过年红包,手机发红包带来的最终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现在我爸爸70多岁了,都开始学会用手机支付了,今年被他的外孙和孙女给逼死了,教他玩手机。70岁是大学教授,以后完全out了。没有办法,装了一个微信支付,今年通过手机微信给广东的孙女发红包,还抢红包,老爷子还抢不过人家。随着几轮抢红包以后,包括阿里推出零售店里面用扫码枪直接扫支付宝可以做,未来的支付体系也被抢掉了。
现在对零售商来讲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对商品的购买认知不再通过广告模型了,现在如果问一个90后、00后的小孩,我跟他讲,上海现在有一个地方吃蛇很好吃你可以去吃,他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到大众点评去看评论,你说一部电影很好看,他干的第一件事到时光网看影评。一本书很好看,到豆瓣去看评论。所以那种从上往下,当年李宁、娃哈哈、史玉柱卖脑白金,这种硬广模型都失效了。所以变成做零售的老板们日子很难过。
过去两三年里面,从2011年开始,江浙沪这一代的商铺价格开始下跌,很多地方的中心地区的商铺价格下跌了30%左右,交易价格下跌了一半左右。今年在座的朋友们如果手上有商铺的话,其实最好的抛售时间是在2011年到2012年。现在就比较困难。
大家看到这个洗衣店的老板叫张荣耀,1995年开始洗衣店,暗无天日不赚钱,结果两年多年前他跟下面一个人讲,想想看我们这个洗衣店跟互联网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的话我们会死掉的。他下面的年轻人就开始想破脑袋,终于想出一个关系点,开发了一个产品,去年这个产品估值为2个亿,腾讯去年7月份投了两千万,腾讯投融仓的时候,整个金融界都觉得很神奇,怎么投一个洗衣店。12月份第二轮估值为6个亿,一个洗衣店。这个洗衣店两年前开始了一个产品,叫一带洗,开发了一手机端的产品,一袋洗,如果住在这个店的附近,可以到上面去提出需求,说我要有衣服要洗,这个店的店员跑到你家里来,给你一个布袋子,就你能塞多少,你可以塞进足够的东西,把带子系起来,99块钱,48小时之内给你洗好,弄好,送到你家里来。风险投资两轮完成了。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做这样产品的一些企业和服务。右边看到是一个北京的小伙子做的,做美甲的,现在很多女孩子到了中午、下午的时候睡着了,没事干,上这个APP可以搜附近的美甲师,他就会拿着一个箱子,跑到你面前给你修指甲,说一些讨好你的话,你长的多白、多好看,拿80块钱就走掉了。他就做了一个美甲的平台叫河狸家。
中间这个案例是一个90后南京小姑娘的案例,李克强讲创业,她是盱眙人,台旁边做了一个卖小龙虾的服务号,台说我家祖祖辈辈做小龙虾,特别好吃,我们去调研的时她一天可以卖掉一千份,她的东西确实不错,口碑好,这是在服务业发生的变化,都是做的一些小事,但是完成了一些商业模式的再造。第一是重度垂直,未来的百货业、零售业是纵度化的东西,第二他跟社区形成了场景性的关系,第三是O2O,线上线下结合。
去年四季度的时候,杭州大厦周边还有几个大楼,银泰、杭州百货,也之中国最反华的一个百货区,去年四季度的时候,这个区叫下陈区,用400多万WIFI都覆盖掉了,在全国请了几个做电子商务的专家,有5个人在阿里巴巴开会,当一个商业区被WIFI覆盖掉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第一个重大的变化,当WIFI把这个区覆盖完以后,商铺的价格会被重估,今天来很多女生,可能都有商铺,我们原来认为好的商铺是什么?就是转角或者地铁口的,或者商场进门的地方,比黄金还贵。当被WIFI覆盖以后,任何一个年轻人跑到这个区域,得到的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呢?你愿不愿意想用这一代的免费WIFI,当你愿意以后你的桌面就被控制住了,当被控制以后,突然有一天第八幢楼的807房间,或者某一三楼的商铺有一个促销活动,或者说范冰冰来了,你愿不愿意参加活动,你就直接绕开所有的商铺,直接去了。你的消费动机就被彻底控制住了,随之带来品牌,品牌在整个区域中怎么传播?
比如说下午两点你想看电影,有两张电影票,你花一分钱就可以买到两张电影票,你就一个人,可以在WIFI社区里找有没有人愿意拼,跟我一起买电影票。还有很多预约服务,这是信息革命对传统零售业所带来的一些新的变化。
然后在这些变化的过程中,2014、2015年在消费领域还发生了很大的一件事,就是发生了消费世代的突变。我是作为一个消费者突然感知的这个事情。我有一次碰到胡润,胡润在1997年开始在中国做富豪榜,我也帮他出过书。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研究员回去算一个账,1978年到今天,30多年的活着的中中国里面,在这一轮改革开放中,最大的获益人群是哪一个年龄段的,他回去帮我查一下,大概说1962年到1975年之间出生的人。今天在座的很大一部分是这个年龄段,这是一轮改革开放最大的获益者。仔细想想也差不多,这一波人没有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记忆,我们高中毕业就经历了严格四年大学教育,大学毕业以后因为我们懂互联网、懂计算机、懂英语,懂很多新的技术工具,很快就把老一辈给干掉了,我们二三十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产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GDP保持每年9%以上的增长,确实我们这一代人享受了这一轮改革上半场几乎所有的福利。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审美和我们的价值观制造了中国当今的商业世界。所以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商业行为,商业消费,哪怕是一些建筑格局、建筑审美都是由60后到75年这一波人所决定的,我们现在最有钱,我们无比的有钱。
这一代人里面居然有三个人在30岁的时候成为中国首富,很难想象,财富在我们这一代的人的聚集和爆发。
但是问题是当我们这一代人成为最大主力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流行消费跟我们没有关系了,这是这两年发生很大的一件事,这里给大家看两部电影,一部叫《归来》,我看完以后觉得很好看,这是张艺谋出了三枪三笑以外,很好看的片子,票房只有一亿多,我完90后为什么不看这个电影呢?他们说看不懂。一个女的举了一个牌子火车站门口,天下男人都死光了。恋爱观、审美观很难以接受。他说吴老师,你看海报我们就不认识,90后不认识繁体字。所以我跟很多拍电影的朋友说,你们打广告的时候不要写繁体字了。右边一部电影叫《小时代3》,我被我女儿拖着去看的,我被我女儿拖着去看《小时代2》,我觉得挺好看的就看《小时代3》,我实在很难忍受这种片子。因为陪着女儿,就不好意思走,就玩手机,电影看完了,手机没电了,但是它卖了6个多亿。
这两部电影看完以后在2014年我终于知道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就是一部商业电影畅销不畅销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审美和商业电影已经完全脱钩了。最近冯小刚也在骂,《爸爸去哪儿3》,赚了6个多亿。我觉得最近最能跟德尚时尚的是周润发,看《澳门风云2》,我们当年那么喜欢的人,现在糟蹋朝这个地步。也不化妆,年龄也不大,才60岁,我60岁肯定没有他那么老,但是票房9个多亿,说明他很能赶得上时尚。这个世界需要一种自黑精神。
右边这两个小孩,也是我去年很受刺激的两个小孩。我有一次问我女儿你最喜欢的男歌星是谁?她跟我讲陆寒。我都没听说过这个人。我写文章写到他,我还专门托人去见他,就是长的很普通的一个干干净净的北京小男生,一米七几。很天真,你只要一讲,他就这样看着你。我女儿跟我讲我不知道他。然后我从网上去查他。我们都有微博,我是怎么吃惊的呢?查了两个人的对比微博,微博有一个女的叫姚晨,是微博女王,有六千万还是七千万的粉丝。去年件事她前夫说她出轨,到她微博里面去查,新闻发生的时候微博下面有很多的跟贴,有多少条?40万条。去年11月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北京小男生,去年发了一个微博,“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四个字,1362万条跟贴。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人,1362万条。他有一个贴吧,贴吧里面百度给我讲,我让百度给我调数据,我不相信。百度给我调了一系列的数据,他也是百度去年跑出来的第一名。百度也一个贴吧,现在每天小男生、小女生每天跑到贴吧里面报个道,“我来了“,有多少人?20万人,每天有20万人无聊到跑到他的贴吧“我来了”。昨天伊利股票大涨什么原因?因为伊利宣布他当代言人了。昨天的事。
右边那个更神奇,是个网络作家,这个世界已经隔离到什么的地步?去年有一个网站,全国请了四个阅读大师,我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中国作协主席铁宁,还有一个是湖南卫视的主持人何炅,盖有一个小孩,我们在台上站上去,站好以后,铁主席最后一个到,跑到台上说你叫何炅吧,大家都在笑,铁主席不看湖南卫视。这个小男孩就脸红了,他是1989年生的,他说我不叫何炅,我姓天,叫天残土豆,不知道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是2013年盛大文学排名第一的网络作家,他去年拿了3000多万的版税,小说点击量是6个亿。铁主席现在如果出一本小说,我把脑袋搁在桌上,能够卖掉三万册了不起了。他们那一代作家里面现在卖的最多的是余华和书童,大概在五万册左右。我讲这句话不是瞎说的,我问过人民出版社的。那个小孩卖一本书可以卖一百万册,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在座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吧。
这说明什么呢?这两年发生的事在突变,第一个80后和90后,开始主导了中国的消费潮流,原来都是我们干的事,我们说喜欢什么样车的款式,这个车就包卖,我们说喜欢什么样的电影、什么样的歌星,都包卖,现在我们说了不算了,我们的孩子们说的算,他们花着我们的钱,抢走我们的话语权。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这个世界出现了圈层,我们为什么不知道陆寒,铁主席为什么不知道天残土豆,因为出现了圈层消费,我们都是活在圈,我喜欢高尔夫,在高尔夫圈层,我喜欢旅游、喜欢摄影、喜欢理财,都有各自的全层,我活在八圈层里面,圈层里面有一些神奇的任务、大格局的人物,在另外一个圈层里面都是默默无闻的人,都不知道的人。未来的大众明星、大众品牌就不存在。小虎队有没有,造型、模型和陆寒非常像,但是小虎队的传播模型和陆寒完全不一样的,他不做大众传播,在几百万的粉丝里面已经非常有名了,他是4月份的生日,去年4月份生日的时候有人花了60万块钱在北京三里屯租了一个大的广告柱祝贺他的生意,你都不知道是谁。他在粉丝里面造成一种传播以后,反向造成公众传播,公众传播是被动的传播他,就像我今天在这里被动的传播陆寒一样的。我当时见陆寒同时见的是中国区《巴莎》的总编,《巴莎》是建刊以来从来没有男人上封面的,因为是女人的产物,拒绝放男人。为什么放呢?他说因为我们都爱小鲜肉,所以他是一个消费品,不是一个男人。
所以这是一个消费领域里面正在发生的一个事情,80后90后掌握消费的主导权。
问题是今天来很多的企业家朋友、管理者朋友,当终端消费的话语权被逐渐突变型转移的市我们有没有可能理解这些80后、90后呢?我在看完小时代3的时候,我很长时间思考一个问题,我能理解我的女儿吗?当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一件事,我有没有理解过我的父亲呢?我次生没有理解过我的父亲,所以我此生大概不能理解我的女儿。怎么办?我还要跟她共同活在这个地球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世界交给他们。
所以我最近在一些场合和企业家交流的时候,我有一个刚性的数据供他们作为参考,我说回到你的公司里面,把你的中高管朋友们召集在一起,你一二三四五点点看,80后的比例有多少,低于30%的你就是一个老企业,无论你是做IT的,做网游的,做鞋子,做袜子的,超过50%的你是一个跟上这个拾掇的企业,所以我率先在我的蓝狮子出版中心就开始改造,现在的副总是1985年出身的小姑娘,我去年做了一个自媒体,有一些朋友用我的自媒体。自媒体造的时候,现在跟着我做自媒体的有7个小孩。最大年纪1987年,最小的1991年,三个应届毕业生,学什么不专业,你热不热爱这个事情。我跟他们有巨大的代沟。这个代沟不可消迷。我有一个890一个木偶,他们跟我进的一个规矩,这个木偶讲的每一句话我不能修改的。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发生了两件事,这个890小孩讲了一句话,花泽泪。我说这是谁呀?是一朵花还是品牌?还有一句话“吴老师你造吗”,我市当总编辑出生的人,就怕了,说“吴老师你造吗?后来去查百度,就知道了“你造吗?就是你知道吗?所以890所有的话,所有的文章跟我都没有关系,完全不理解那些事,我是搞财经的。但是如果没有那个东西的话,我们的点击率就不会那么高。现在我的公号用户里面60%是80后,怎么办呢?我们就在妥协。所以未来在座的60后、70后朋友们,跟你们公司的80、90后一定有一次痛苦的妥协。
去年在我的频道里做过一次专题,银行去哪儿呢?很多银行界朋友都说我胡说八道,不懂银行,危言耸听,我在那次节目里面,我说银行是由哪些业务构成的,负债业务、终端业务、网点业务、银联等等,我用25分钟的时间告诉大家说,这些东西在未来几年会被一一消解掉,庖丁会解牛。今天大概很多朋友相信这句话了,金融业正在面临巨大的变化,中国的金融行业在未来是一个充满着黄金般机遇的行业,同时也是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变化。一方面银行的市场化革命开始了。去年四家民资银行已经审批过关了,这次两会,银监会主席说,民资银行的数量不予限制。那就是未来的市场化力量会进入到银行系统来。我们的利率和汇率的改革会大幅度的推进,这次周小川两会上也讲了,今年很可能利率上限部分会取消。第二是互联网力量对传统银行模式的冲击现在已经是革命性的。随着我爸爸70多岁的人都是用手机发红包的时候,你想想看支付已经发生革命性转移了。
十多年前的时候我跟一些银行界的朋友讨论过一个事,说外资银行、民资银行对我们这些人中农工建五大行的冲击,哪个点上发生这个战争?大家当时讨论比较多的是网点服务、私人银行业务,信托产品,混业经营。讨论比较多的是每一个点大家都像打仗一样这些点上,然后在这些点上形成一些防御体系,我们中农工建交五大行的收益、江山就千秋万代了。但是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未来消灭你的人永远不在你现在的名单上,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几年时间里面,当年就根本不在名单上的这些互联网公司,那么小的P2P企业,通过支付这个环节开始切入。谁也没有想到。
我记得去年3月份的时候,招行和阿里、腾讯三家联合宣布推出虚拟信用卡。48小时以后宣布暂停。如果当年不宣布暂停的话,很可能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演讲的时候,在国家会计学院演讲的时候,我们的口袋已经没有信用卡了。但是虚拟信用卡在中国迟早会推进,银联自己虚拟信用卡体系已经做完了。所以这是一个金融业正在发生的变化。就是整个金融业一方面遭到了市场化力量的重大冲击,第二方面市场化和互联网两头夹击中国的金融业,银行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混业经营改革。中产阶级消费能力开始大规模的爆发,消费信托、消费信贷等等这些业务在发生,去年以来P2P是很蓬勃的景象。我有一个直觉,在2014年各位很多都是来自于金融系统,我们的金融监管部门对P2P大概采取了一个放任自由的状态,几乎没有任何的监管。直接造成了一个民间金融蓬勃发展,这一轮发展应该是1993年朱熔基金融业整顿以后20来年以后最大的一次民间泛滥,今年会有很多人跑路。这大概也是一个野蛮生长的过程。
在这几年内金融行业会发生很大的转型。由三个,第一网络银行、第二在线支付,第三大数据管理。网络银行、在线支付现在都已经变成事实,接着看大数据管理在多大程度上冲击我们的传统业务。去年6月份的时候阿里联合了去年6家银行,它的P2P部门,推出过一个业务,阿里现在有两块,一块是B2B,前面讲的1999年创业的时候阿里就是B2B业务,上市是在2007年,我记得是13.9元。上市以后Made china很奇怪但是命真的非常好。2003年做了一个淘宝和支付宝,成为阿里的主要业务。所以今天去杭州参观阿里巴巴,他会问你参观那一块,一个是在网易的边上,这个部门过去所有人是只出不进的,慢慢萎缩。杭州的东面有一个淘宝城,是他的新兴业务,现在杭州最堵地方就在那里。今年5月份就要解禁了,上海的兄弟们会淘宝兄弟买掉一大堆。对面有一幢楼,原来杭州叫海外人才创业园,阿里一上市以后,海外人才创业园就改名了,叫互联网创业园。现在一千多个人从阿里巴巴逃出来在那里创业。很好玩。
那个部门大量还在进口人,现在讲的这个业务是只出不进,正在衰落的B2B部门推出的业务,去年推出了一个跟六家银行联合发起的无抵押贷款业务,宣布给所有在阿里平台上做B2B业务的朋友们,你做一美元的外贸生意,可以给你一块钱人民币的贷款,最高限额在一千万人民币。这个贷款业务在去年的银行业系统引起了很大的递增。这是第一次大数据在银行业务中得到了体现。你不需要任何的贷款。为什么不需要任何贷款呢?因为你所有的外贸生意在我这个平台上已经跑了5年、10年了,不需要看你有多少厂房、多少设备、多少员工、多少存款,只要看你做多大的生意,这就是所谓的大数据生意。这个大数据生意仅仅在外贸企业进行,如果以后内贸企业、在淘宝的用户,最终每一个用过支付宝、财富的业务中进行过的人,都可以应用。你们银行的贷款业务、资产业务还可以做吗?所以这是金融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其实这个影响不但影响到金融行业,接着就影响到每一个企业的融资业务、融资成本和融资思路,也影响到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资产配置和资产流通状态。所以金融现在很多基础的知识和基础的逻辑都可能要被重写,这是所谓的新金融。
所以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革命视角来看,中国现在发生了三次大的产业层面上的转型,第一次从1978年到1998年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型的过程,在这二十年里面,几乎所有的生意都在内贸完成。内贸有关的最大的三个生意是吃穿用,所以产业是轻型化,这是第一次大的产业转型,我们终于告别毛泽东花了20年的时间,变成了一个初步的商品经济国家。第二个阶段是1998—2004年由轻型化到重型化的转移,随着房地产不断的发展。2015年到未来产业由重型化向消费和金融化转型,现在再进入到房地产还有机会吗?几乎没有机会了,在上海拍卖每一块地几乎已经看不到意外的竞拍人了,昨天拍了70亿出来,所有人的面孔都很熟悉,拍卖之前先吃顿午餐,基本上已经内垄断的方式。
现在再去做外贸还来得及吗?来不及,现在跟政府一起去做城市化建设还来得及吗?来不及。重型化生意已经没得做了。接下来我认为就是消费和金融化的问题。新的消费时代,新的产业变革时代,已经真正的到来。所以如果我们从产业层面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国家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中国现在大概所有的问题都发生在政府身上,以及政府与民间的关系问题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发生在这里。这也是我们对习李政权的期望所在,希望在他们身上能够带来新的变化。
第四是城镇化。这里有一张表格,对比的是现在全球两个最活跃的金融中心,一个是曼哈顿、陆家嘴,他们高楼的高度和建造的时间段很有趣。曼哈顿最高的楼是倒掉的世贸大厦,541米,建造的时间是在1909年到1972年。也就是说从曼哈顿的高楼来看,整个美国基本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石油危机之前的这一阶段。完成了所有的大楼建设。陆家嘴的大楼基本上是在1999年到现在,到最新的上海中心。说明什么?说明陆家嘴真的属于20世纪的金融中心。而1999年到今天中国那么多大楼的建设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陆家嘴景象,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面貌改革都发生在1999年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们每个月的国家统计局公布说中国商品房价格的波动,统计的是什么呢?是全国前70大城市的商品房价格的交易量。说明过去的15年时间里,中国大规模的财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是发生在以前70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格局里面。所以叫城市化过程,大量的人口聚集。
上海市在过去的10年里面人口增加了60%。新加坡增加了24%,香港增加了13%,1997年以后的数据。十年大概算来只有40%左右。城市规模不断的扩大。现在在虹桥地区十年以后肯定也不是今天这个格局。这是一个过去十几年了城市化过程。但是在未来我认为会发生很多不确定的情况。第一个是未来的城市化中心一定不再上海。一定不的北京、也不在杭州、不在这些区域,而在全国前核心集镇和县城,我想这个也是李克强提出城镇化主要的宗旨,人口不能再聚集,未来十年上海人口再增加40%的话,你想想看还得了,现在已经2400多万了,再增加太恐惧了。所以人口要下移。产业要下沉,一些制造业要西迁、要北移。
在未来十年新城镇化过程中,我认为一定会出现“死城”,出现“空城”,出现失败的城镇化建设。这个跟过去有很大的区别,过去十几年里面在全国七70大城市,闭着眼睛买任何的房子、任何的地只要资金链不断,是不可能亏钱的,一定是最大的获益者,一定十几年真的不一定,一个县城、一个核心集镇能不能生根发芽,能不能长成一个真正的集镇就跟公配有关,跟人口的聚集有关,跟消费有关,跟产业结构有关,跟水土环境有关,跟很多的东西都有关系。所以未来十年城镇成化的风险比过去15年大很多。
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做的分析。中国改革史的2015,一方面分析了36年来改革的长波段,从中央决策、政策变化和产业变化角度来看,长波段四个周期性的阶段。第二具体从产业层面、每一次演讲还是不要让大家离开这个蒙古包的时候是灰脸土气的,今天上海天气这么好、阳光这么好,还是要讲一些讲未来有关的、一些充满变化和创新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在产业层面上看到了很多危机,同时也看到很多新的动力,在实业经济里面发生很多转型的变革,在消费领域里发生变化,新的金融、新的城镇化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发展机遇。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仍然是一个最有机会的经济体。
这两年我有很多朋友移民,移到国外,我女儿在温哥华读了一年的高中,有很多朋友在温哥华。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朋友,女的是一个律师,男的是一个老板,在那里。我去看他们,买了很大的房子,我说你们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很好。怎么好法呢?早上起来送孩子去读书,读书回来除草,他们家原子很大,中午休息,下午除后院的草。除完看看前面的草还没有长出来,说温哥华太讨厌了,三天才除一次草,一个礼拜才洗一次汽车。女的就到一个小镇的一个温州人开的超市里面,每个礼拜当两点的收银员。为什么要当收银员,要找人聊天,见到一个中国人就笑的跟花一样。温哥华很有礼貌,你见到熟人聊5分钟,他们也不着急,反正也没有事干。打开电视机也跟你没有关系。
他们到欧洲去旅行,发现没有一个在建城,也没有一个脚手架,时间都已经停滞掉了。我就想起弗朗西斯四写的,历史的终结,最后的人。跑到中国来呢?乱哄哄的,PM2.5,首先就感冒,然后就不断的有人跟你谈生意,不断的有朋友被抓进去。这是最近一年发生的事情,实在受不了,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又天天除草,打高尔夫。
所以现在是很多中国的精英分子、有产阶级面对这个国家很矛盾的心态。很多在国外住了很多年的朋友,在中国地区又觉得很朋友,三年前我的出版社请了一个华裔年轻人,一个70后的年轻人,写一本对冲基金的书,我们当时觉得中国人都不懂对冲,我们就请这个朋友黄辉美国的一个博士,他在华尔街很有名,因为他设计了一个模型,他自己做了一个模型,然后去做对冲,赚了很多的钱,我们当时请他写书,写了一本对冲的书,网上可以买到,国内第三本关于对冲的普及类的读物。两年前回到上海,现在住在上海。他发觉国内游机会。各位知道,做对冲的朋友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大势。前两天碰到我,说晓波我还是回去算了,中国国内确实有很多对冲的机会,但是politics看不懂。但是另外一方面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又都是一系列的改革。这个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请他吃饭,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是蛔虫,也不在中南海,我最多不讲假话,不做假账。中国确实在产业经济层面,从经济成长层面确实有很多的机会,肆意我们仍然是一种以观察的心态来看面对改革史上的2015,中国改革远远没有走到终点,而且中国改革的时间长度,有可能要超出我们这一代人的想象。
第二2003年整个中国的精英分子和民营企业家信心爆膨的时候,在2000年前后,加入WTO谈判的时候,率先从亚洲金融危机中脱离出来的时候,当时的吴敬琏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天真的市场主义者,我们认为自己的市场体制改革已经完成了,只要跟国际接轨就可以马上变成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西方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跟我们进行一次衔接,通过庞大的人口红利和市场空间就迅速的能改革完成,市场经济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
2010年他跟我讲的时候这两个都是错觉。市场一定经济不会掉下来,需要人民去争取,第二市场经济是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就是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没有人权的市场经济,会是坏的市场经济。所以我2010年帮吴先生写这本书的时候,作为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教训,我想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尽量不要诞生、再重演,我们一定要相信权利最终是掌握在人民手上,不掌握在某一个救世主上。改革靠谁?靠我们每一个人,可我们自己才能改革。这个前提下我们对改革要有充分的耐心。它的长度、时间长度、难度、曲折性、未来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超出我们每一个人的想象。
第二才产业经济层面来看,今天所发生的变化,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我认为都是值得的,就是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所遭的每一个难都是报应,都是过去所破坏、野蛮成长所带来的成长。同时现在所遭的每一个难,对未来来讲都是成果所在。无论是卖浴缸的、卖鞋子的,卖小龙虾的,卖家居的,都会发现这是非常传统的行业,但是在今天、在新的技术革命推动下,正在发生变化。脑子转不过来的人都会被淘汰掉,都会离开这个会场,活下来的都拥抱未来的,面对年轻的积极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没有传统行业、没有夕阳行业。我们用一句庸俗的话,2015年的中国仍然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李扣庆:在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能看的出来大家非常享受,有一句比较调皮的话是怎么说的呢?对不起,我忘掉了。意思是说,大家注意力集中的连上洗手间都不舍得去。网络语言是怎么说的?全程无尿点。
前面吴老师也说了,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是一个最坏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落脚到最后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个“好”就在于这个社会快速的技术进步,以及中国社会的转型会为我们创造很多的机会,但是我们得到都知道,这个技术在快速的进步,社会在转型,这里面有很多机会,但是重要的是面临纷繁复杂的社会转变,我们真的不知道,机会在哪里,我们非常容易迷失,这时候非常重要的我想就是我们需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需要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纬度,需要从整个社会全局的角度去认识我们自身的社会,我想今天上午吴老师就帮我们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首先帮我们回顾了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最后得出来的结论,用中央领导的话来说,改革没有完成时。改革确实没有完成时。就是需要不断的去突破,不断的去试水,这是一个大概念。
在这个大概念的框架下,吴老师从四个方面,给我们探讨了推动我们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告诉了我们新的机会在什么地方,从过去的消费驱动,到后面经济重型化,再回到一个新的消费驱动时代,新实业、新金融、新城镇化,我想非常重要的可能大家需要认知的是,这个四个新的概念,和我们自身的产业、行业所发生的关联,他需要我们为了把握这些新的机会,所要采取的行动,我相信吴老师今天的演讲对大家的影响一定不是短暂的。刚刚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对我将来怎么管理好这个学院,怎么推动这个学校的发展,认真的把权力交给80后。否则这个学校就不会有更好的未来。
还有一点时间,机会非常难得。
提问:吴老师你好,我非常喜欢您的作品,我注意到您从《激荡三十年》,《到跌荡一百年》到《浩荡两千年》,虽然书越来越薄,但是观点越来越明晰,很多理论越来越清晰,我注意到有一点,您认为企业和企业家的命运和与政府的关系,或者说与政府官员的关系,非常密切,很多时候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您觉得这种现象在2015年,我觉得多少还是存在的,存在的程度如何,我们有没有可能走出这个怪圈,另外现在有一个商人的身份,您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在未来的十年,比如说到2025年应该如何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处理和政府的关系?谢谢。
吴晓波:很长时间里研究政商关系是我工作的主题,中国从70年管仲以后政府就开始控制一些重要的资源。其实中国的统治者是全世界统治者里面最早有智慧,最早思考经济和政权稳定性的关系的国家。所以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国家主义至上的国家,包括集智资本,长期以来是一个集智资本的思想。
今天其实中国的企业家,包括您提问题的本身,就是说明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怎么能够断掉两千多年的脐带,在中国建立一个正常的政商的关系。
有很多年轻人会跟你讲我得到的财富都是阳光财富,这就是对前辈们的背离,就是背离原来的官商关系、或者说政策勾兑的模式。在新生代企业家的身上,已经看到了拒绝通过官商勾结来完成财富积累的传统。所以新的商人阶级已经出现了。
最终说企业家阶层怎么真正的摆脱政府对我们的欺压和冲击,其实从我的经验值来看,从民国时期的经验值来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中诞生一些非常优秀的金融家。金融行业的解放和民间资本在金融领域中的话语能力是民营企业家在政商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筹码。讲这句话才刚刚开始。曾经有一年我写过一篇专栏,题目叫千开放、万开放,不如让我办银行。我在想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是可以等的到那一天的。谢谢大家。
提问:感谢院长把话筒交给80后,感谢吴老师,我是您忠实的粉丝,也是读者,也是观众。其实您在吴晓波频道上有一篇文章是讲马桶盖,非常火,但是有一篇文章是写我从来不炒股,但是现在的2015年其实是一个资本市场非常火爆的趋势。可能我们在座的很多老师在这一波行情中已经赚了一点小钱。资本市场政府是想让它服务于实体经济,现在资本市场这么火爆的大背景下,我们的上市公司是不是真的把我们的投资给他们的钱用在提高生产力,改变他们的生产效率方面。还有一个小问题,吴老师您写的腾讯传,什么时候可以发售。
吴晓波:
为什么不炒股,因为我觉得中国资本市场一直到今天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市场,我在资本市场上,我对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挺矛盾的心情,比如说自己有一家出版公司叫蓝狮子,去年年底被万鑫传媒收购了,今年会做股票,今年年底他们要求在新三板上市,我自己的公司跟中国的资本市场、公开市场做交易。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没有把我的一分钱拿去买二级市场的股票,我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大部分的公司价值和股价波动没有多大的关系。前天问上我刚刚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我来杭州之前最后见一个朋友,是谁呢?一家上市公司停牌了,愁眉苦脸跟我讲,一个礼拜以后就要解牌了,但是并购方案破解掉了,并购没有谈成。我说怎么办,讲了一堆苦恼以后,最终跟我讲,如果我们复牌以后并购失败,股票还会是涨的,为什么?因为利好被释放会涨,利坏被释放也会涨。我就觉得很神奇,买他们并购失败的股民们怎么想的,如果中国资本市场上还是这种题材股的话,让我辛辛苦苦赚稿费的钱,怎么敢放到资本市场上里面去。如果这种投机、这种题材仍然是这个资本市场的主流,其实我仍然不会去买一只中国的股票,这是我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看法。
腾讯传我今年一定会交了,谢谢大家,因为这个企业太复杂了,实在还没有最后写完。谢谢。
提问:吴老师好问一个问题,我来自与财政部会计领军班的企业77班,来自新加坡的。您在国有企业当中讲到很多转型成功的案例都是中小企业,国有企业在2015年会面临很多的困局,虽然国家对国有企业领导限薪,导致干活的人很少,或者不敢干,怕今后有审计、有巡视,有一些麻烦。所以未来国有企业的出路在哪里?现在有三种说法,有一种认为,现在国家的措施是完全处于非战略性,而策略性的微权统治的需要。第二种说法说现在的现状是未来企业更深一步改革的过渡等待期。第三种说法,说国家的这种措施有意在挤压国有企业和政府公务员中,有能力的人挤压到民营经济部门去,我不知道您认为哪一种选择比较好?
吴晓波:
这种说法很多都是“阴谋论”。中国的经济学界对国有企业的看法大概有两个比较极端的,有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和自由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很荒谬的事。至少在我认为在现有政体保持的前提下,国有企业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的。我甚至认为现有政体对统一的需求是国有经济长期在中国存在,中国是国有企业的故乡。从汉朝的时候就有国有铁厂。这个状态可能在我有生之年,在我和李院长的有生之年都看不到国有企业在这个舞台上消失。所以极端的认为我不太认同,我认为国有企业不是有和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存在的问题。如果存在的话就会涉及到您讲的很多一个问题,比如说第一国有企业该怎么治理,国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甚至李总理和他的老师看法也不太一样。
现在有几个情况大概是很困难的。第一国有企业的自我改革,静态改革我认为几乎不可能成功,甚至包括我对去年富裕成做的中石化混合经济改革,我认为几乎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我如果私营企业的老板,蓝狮子有特别好的资产我拿出来说跟外面做合作,董事会第一就会问我什么呢?你干嘛要跟他合作。你自己能赚的钱为什么给他呢?如果我把蓝狮子最大的资产给别人,不是骗别人、骗马化腾吗。所以静态的改革不可能存在。所以国有企业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一系列的问题,不仅把人抓进去。涉及到几个很原则性的问题,第一个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第二国有企业和国民财富的关系,第三是国有企业自身治理问题,该怎么解决?其实这些问题到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认真的拿出来进行一一的讨论,未来是继续走朱熔基的路径,还是温家宝路径,还是走淡马锡的路径,上海也在搞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试验,我觉得应该认真的研究这些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个中央文件就是关于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到今天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没有被破题,伦理上没有被破题,模式上没有破题,改革也没有破题,甚至改革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这是国有企业的一个现状。这样的前提下你前面提的问题都是阴谋论,我们以后可以认真专题讨论国有企业的问题,所以跟我也没什么关系。